一百二十年的遥望 ——论严歌苓小说《扶桑》中中国流亡女性的主体性外文翻译资料

一百二十年的遥望

——论严歌苓小说《扶桑》中中国流亡女性的主体性

原文作者：Sally E. McWilliams 单位：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摘要：严歌苓小说《扶桑》试图突破过去中国女性离散写作的叙事模式。严歌苓将她的小说投射在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视角上——功利女性主义以及流亡女性的主体性，她以崭新的方式写出了此前无言的故事。通过对严歌苓小说的解读，笔者将论述主要集中于作者的叙事技巧、异族情爱的政治隐喻以及女性叙述人的凝视力量——一种对中美两种生活经历的反思。重新审视中国女性文学史，并对跨国文化进行反思。严歌苓在将女性主体性话语塑造成具有竞争性的经验，观点和意义时，《扶桑》将男性化和种族化的民族主义改写为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女权主义。

关键词：严歌苓；《扶桑》；女性主义文学

引言

中国离散女性文学呈现出一种繁复的矛盾，即将国家和跨国历史的复杂性与当代种族、性别、性政治和历史表现形式相结合时的矛盾。严歌苓的小说《扶桑》试图突破过去中国女性离散写作的叙事模式，作者对女性主体性进行探索时曾提出这样的命题：中国女性文学的写作怎样跨越国家、种族以及性别壁垒。严歌苓将她的小说投射在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视角上——功利女性主义以及流亡女性的主体性，她以崭新的方式写出了此前无言的故事。通过对严歌苓小说的解读，笔者将论述主要集中于作者的叙事技巧、异族情爱的政治隐喻以及女性叙述人的凝视力量——一种对中美两种生活经历的反思。通过阅读相关的论文文献，笔者发现，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小说复杂的叙事技巧，这样的解读无形中导致读者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狭隘理解。对严歌苓作品的讨论需要这样一种思路：重新审视中国女性文学史，并对跨国文化进行反思。严歌苓在将女性主体性话语塑造成具有竞争性的经验，观点和意义时，《扶桑》将男性化和种族化的民族主义改写为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女权主义。

《扶桑》的故事围绕两位中国女性展开，一位生活在二十世纪后期，另一位生活于十九世纪末。 其中叙述人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作家和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她试图讲述19世纪中国妓女扶桑的传奇往事； 扶桑的故事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她的故事是旧金山唐人街对中国妓女的围困与剥削也是扶桑对唐人街的沉默与抵抗。叙事者的故事揭示了第五代移民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背锅的迷失，扶桑的故事主要有三个部分：白人男孩克里斯与她的爱情故事、臭名昭著的流氓大勇与扶桑的阴差阳错以及基督教教徒对扶桑的救赎。叙述人在讲述扶桑的故事时，无印中批判了一种种族歧视，这种排外与歧视与叙述人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交合。

小说通过元小说的叙事模式将批判建立在这些跨越历史的回响之上，吸引读者关注写女权主义对海外华人叙事的挑战。换句话说，作者试图为华人妓女的故事定制一种独特的叙事模式与话语体系，但小说中的叙述人对此进行否定，她无法代替扶桑讲述这段传奇，语言在扶桑的经历中是失效而无力的，扶桑呈现出失语的特点，这段历史的呈现超出了语言的承载范畴。严歌苓创造出一个无力的叙述人和一个失语的扶桑而不是将其束缚在概念化的历史之中，困在中国女性主义的概念之内，在性别、国家、种族之间左右限度的徘徊。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下，这部小说实现了一种突破：不再女性主义主题先行式的僵硬的讲出被剥削女性的故事，而是完成一种自我审视式的写作，在用小说的笔法阐释当代女性主义的同时，为女性找到一种主体性的存在。

这部作品挑战了线性叙事以及传统的叙事手法，它反映出了中国侨民对移民女性历史和文学之间联系的需求，但并不因此而牺牲虚构的创新性与女性的发言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种新的质询机制在移民文学的领域中悄然兴起。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和影响改变着学者对人类、地域以及文化的看法，因此我们不能再把“中国性”作为唯一的核心。对于“离散”，有一种过时的定义：“失去家园，无根缥缈，驱逐，压迫，道德沦丧，对祖国或集体记忆或有朝一日的回归有着强烈的愿望”，这种定义已不再适用于当下，因此我们不能过于依赖这些教条而扼杀其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活力。与之相反的是，“离散”的新观念表明，语言、文化视点、主体性和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正在转移。笔者将《扶桑》置于离散文化研究的视域之中，其目的在于将小说中地域跨度与时间跨度相对比，看到 “中国女性”在这两种跨度中所处的主体性地位的差异与相似之处。离散视角下的女性主义研究为质询性别化的统治制度提供空间，同时避免了复杂的跨国、民族、种族等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历史叙事中的阻碍力量。

《扶桑》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严歌苓的小说并非去回复叙述者的第五代移民所失去的那个中国，相反，小说将叙述者的故事置于一个想象中的重建的华人区之中，将第五代移民安置在代际、历史与地域的跨越之中，他们在日常世俗与政治隐喻之间获得一片安全地带。以中国女性回忆录的方式向美国民众普及中国文化并非严歌苓的本意，作者通过小说建构他和扶桑之间的关系，并借此探求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作者在扶桑的叙事线索中加入叙事者的故事，将中国和美国视为不可分割的空间。小说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两个人物穿越时间与地域的间隔彼此凝视，将不同年代的人物会聚在一起。《扶桑》就像是一个中介，让两个人物彼此照应相辅相成。

1. 拯救与救赎的博弈

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既不是沿着历史线性叙事展开，也不是对叙述人发掘扶桑故事的平铺直叙。严歌苓的小说呈现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叙事版图，精心设计了拯救和救赎话语的冲突，然而叙事技巧的多样依旧是服务于人物的塑造。从表面上看，对扶桑的救赎主要在四个方面：扶桑的第一位嫖客克里斯渴望保护她免受中国男人的伤害；基督教传教士的救援人员希望将她从妓女的身份中拯救出来；流氓大勇希望用婚姻拯救她当下的生活；最后，作为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的叙事者想要拯救扶桑免受更多的历史纠缠，试图将其从男权历史叙事中解救出来。这些救赎性的叙事话语围绕着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展开，作者试图用救与被救的二元对立结构形成扶桑与周围世界的冲突。这种救赎就像是一种围困和干预，将扶桑置于男权社会、基督教利他主义、传统婚姻以及当代女性主义的桎梏之中。因此作者意在拯救扶桑并重建她的历史，小说反复质疑这种干涉中国女性离散生活的话语方式。

救赎、种族暴力、现实围困是小说中的三种声音，作者试图在这三重围城之内将扶桑从历史的尘埃中释放出来。严歌苓小说中会出现一些对官方史料的引用，中国移民女性在这些史料中被一定程度地妖魔化，中国女性被想象成祸水。19世纪的美国境内，中国女性被当视为妓女的代名词。乔治·安东尼·佩弗写道，十九世纪的美国政府人口普查员往往刻意忽略非妓女的中国女性，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并借此歪曲统计数据并丑化中国女性的公共形象。19世纪中后期，统计学与在美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种族优生主义和道德戒律论相结合，这将对华人女性造成更严重的歧视。《扶桑》延续了这种视角，将其呈现为一种观看的形式。严歌苓将小说中的叙述人设置为一名作家，就像作者本人一样，她的任务是解开华人女性的愤怒、内疚、羞愧、挫败感和希望。并与华人离散女性并肩作战，对抗种族歧视的围剿。这位叙述人带领着一个民族国家及其民众，穿过一百二十年的时空，向143名中国移民表示为了弥补失去爱的能力，哪怕拥有愤世嫉俗的罪过也在所不惜。她的对手，那位历史故纸堆中埋没的扶桑，以生命对抗父权社会并因此获得自豪感。这位叙述人无法像它的那位祖先一样自信而从容的生活，但她亦对看透生命奥义的沮丧感只字不提。扶桑或许承担了这样一种使命——为华人移民创造一段文艺复兴。作者在小说中重构了扶桑的历史，小说中欧多重的救赎叙事模式：将扶桑从妓女的身份中解救、从官方史述体系的语言陷阱中解救。重建了中国移民女性的形象，并激发了叙事者女性主义催生下的批判。然而叙述者往往是不可靠的，他只是一种声音，作者并未完全依靠叙述者的声音。小说在虚构叙述人的声音的同时破坏和质疑这些救赎的叙事模式。《扶桑》促使我们反思海外华人女性叙事的矛盾和悖论，而不是让我们将救赎视为女性和历史和解的途径。

1. 异族恋的困境

扶桑和克里斯与叙述人和丈夫之间构成一个平行时空，这是作品元小说叙事的核心。小说中克里斯对扶桑的迷恋可以归结于东方女性在美国文化中的公共形象，这种迷恋是社会无意识的一种产物。而世俗的眼睛常常聚焦于这种恋情的不伦，他们将目光汇集在这种莫名的永恒之中，将这样的恋情埋葬在世事的尘埃之下。作者将叙述人放在那个扶桑和克里斯曾经停留过的角落，叙述人对他们的亲密关系产生感同身受的凝视——毕竟叙述人有着相似的异国恋情。小说中这样描述叙述人的凝视：

我的目光停溺在他们的亲密之中，随之产生的是一种持续的颤抖，直至今日，余温依旧。我不曾留意有多少次，当我触碰到他瞳仁深处的灰色时，彼此升腾出的震颤。我们因差异而彼此迷恋，但当我们试图走进对方，尝试培养心领神会的默契时，这种亲密却因此而变成一种隔阂。我们成为了彼此的陌生人，不寒而栗。

有一种磁场在这种差异中形成，扶桑/克里斯与叙述人/丈夫在时空长河的两岸彼此遥望。这种异质同构般的巧合——相似的恋情为叙述人的感同身受提供契机。

《扶桑》不仅强调了跨文化恋情的奇妙磁场，还涉笔到性别问题。严歌苓将关于性别歧视的问题与1870年旧金山种族暴乱事件关联在一起，流散在历史中的暴乱片刻在她的笔下串联起来，种族暴乱与性别歧视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种仇恨在种族歧视中滋生，叙述人引导读者留意这种仇恨。这种情感间歇性地生长，以利益为养料，或许在某个时刻迎来惊天动地的爆发。扶桑是这种仇恨的受害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种族骚乱期间白人男子对扶桑的轮奸。严歌苓以讽刺的方式描述了白人男子怎样在道德的外衣下进行犯罪，这样的例子似乎极端，但扶桑是种族歧视保利霞的受害者，这一点确凿无疑。作者对这一犯罪进行详尽的描述，记叙了扶桑如何抵抗侵袭、疾病缠身、凋零落寞：

你拒绝任何形式的求援，你不曾撕咬或拉扯。你伸手抓住每一个侵害者的外衣，在他迷离狂乱的时刻，咬下他的一粒纽扣。你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只是用自己的身体开拓出一片空旷的虚无之地。一次又一次，你的身体被打开，而你对此毫无察觉，只是你那紧攥的拳头，逐渐被纽扣填满，一粒又一粒。

从这一片段窥见作者激进的女权主义政治倾向。《扶桑》拒绝让爱的话语消除政治中的种族主义，作者再一次试图将读者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历史地表之下的华人女性身上。叙述人有意识地制止了这种暧昧的叙述语言，她避免将自己的内视角叙事成为一种性别化和种族化的意识形态。

1. 一种力量——女性缄默无言的凝视

华人移民女性可能会面临一种持久的偏见，即将她们拘泥与物质、失语又无力的位置，严歌苓创造性的强调必须对这样的偏见保持长久的警惕。作者拒绝将“离散”看做一个无条件的自由。

《扶桑》元小说的叙事方式属于后现代叙事的一种。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后现代叙事策略的认识论主旨一直是对主流的进步，历史，身份和权威的叙述提出质疑。后现代叙事技巧受到女权主义者，后殖民主义学者和少数民族话语理论家等人的强烈批评但似乎与一些国外的研究很相配。在中国，以“后”为前缀的学术词汇常常具有较高的争议性，有学者认为这是对西方思想的模仿。《扶桑》中反映出的种族问题揭示了中国女性在西方文化与境内被污名化。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可以对后现代文明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小说中的扶桑是一个沉默的她者，缄默而无言的凝视就是扶桑的语言。这种凝视对于叙述人来说是一种不可解释的无法回避的力量。扶桑是一个有点“痴”的女人，而叙述人并未将她简单化，她的沉默为叙述者提供更为广阔的发挥空间。小说的结尾，叙述人似乎被扶桑对克里斯和大勇的态度所激怒：

你应该知道，我无法忍受你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谜。即使我拥有塑造你的权利，我仍需要一些关于你的最基本的信息。但通过你的眼神和笑貌，我一无所获。你应该看得出我的失落，可你对此不为所动，你依旧自顾自地轻摇绢扇。你以这样的态度旁观着苦难与战斗，仿佛置身事外。你好像在125年时空的面纱后笑而不语，看着灾难与战斗，就像那只是一个遗憾罢了。他们对你来说似乎只是个谜团，你亦如此。

扶桑是凝视这一动作的发出者而非客体。叙述者想要去理解这样的凝视，试图用一种避免误解的方式阐释它。但是作者并未给予叙述人全知的视角，尽管这会妨碍读者对扶桑的理解。小说并未打算将扶桑化作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无法将扶桑放入殖民的视角中去理解，因为这样会削弱学术这的权力。

严歌苓不允许叙述人写出她没有看到的事情，也就是说这场浪漫的异国恋并没有处于全知的视角下。作者允许叙述人在讲故事时融入个人的、历史的、文学的元素，作者希望呈现的并不只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而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差异。这部小说的结尾搁置了叙述人对扶桑沉默式反抗的疑问。扶桑的冷眼旁观与叙述人的义愤填膺结合，表达出中国流亡女性的主题性差异。

结语

严歌苓的小说将扶桑视为一个介质，试图通过她的故事进行关于历史的反思。作者将女性的失语、沉默上升为一个困境。即使沉默是一个有力量的反抗，它也有可能遭受误读。叙事艺术总是习惯性地倾向于讲好一个故事。叙述者依然使用着传统的叙事模式——女性依然是沉默的受害者，白人男性依然享有特权——即使这些被努力地重写。小说的后现代元素，对一个事件的多重想象，强调了当小说中没有一个全知的、稳定的视角时，对一个事件的单一解读是脆弱的。在自我反思的话语、救赎的叙事结构、异族恋爱的叙事内容之中，这部小说向我们提供了建构海外华人文学和女性主义的一种新的思路。我们不在需要去揭示一个框架，而是去领悟一个“真实的”中国如何去抗衡一个“虚构的”唐人街，一个“真实的”中国女性如何去对抗美国华裔的替代品。读者可以去尝试解读小说中这种具有隐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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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 Distance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Years:

Theorizing Diasporic Chinese Female Subjectivities in Geling Yans 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Sally E. McWilliams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Diasporic Chinese womenrsquo;s literature presents a recurring struggle to integrate the complexities of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pasts with contemporary manifestations of racial, gender, and sexual politics and histories. Geling Yanrsquo;s 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problematizes the narrative conventions used to depict diasporic Chinese female subjects (2001).1 Her examination of female subjectivity interrogates how diasporic Chinese womenrsquo;s narratives cross national, racial, and sexual boundaries. Yan casts her novel as the contestable ground for new feminist text ualities and subjectivities of the diasporic Chinese female subject, writing in new ways previously unspoken stories. My analysis of Yanrsquo;s novel examines thede ployment of rescue narratives, the politics of interracial love affairs, andthe power of the female gaze in light of the contemporary narratorrsquo;s self conscious cynicism about her Chinese heritage and position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ading about these issues within the novelrsquo;s metafictional framework compels readers to focus on the contradictions and paradoxes that gird Chinese womenrsquo;s narratives. Yanrsquo;s text necessitat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feminist literary history and its relation to both the nation-state and current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of capitalism. In shaping the discourse of female subjectivity into a site of competing experiences, perspectives, and meanings, 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rewrites a masculinized and racialized nationalism into a feminist diasporic space of agency and potentiality. Yanrsquo;s novel is a fictional account of two Chinese women, one living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other situated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ontemporary woman is an unnamed writer and feminist historian who wants to narrate the missing story of her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counterpart, Fusang. Fusangrsquo;s story is one of entrapment, exploitation, and silent resistance as a Chinese prostitute in San Franciscorsquo;s Chinatown of the 1860s. The narratorrsquo;s personal story reveals a fifth generation cynicism and loss of direction in the urban landscape of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America. In the course of Fusangrsquo;s story we come to meet her young white male customer qua lover, Chris;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women engaged in saving Chinese prostitutes; and the infamous gangster, Da Yong, who marries Fusang. In the course of retelling Fusangrsquo;s story the narrator reveals a world of interracial love, xenophobia, and alienation that unaccountably, and disturbingly, overlaps with her own life.

The novel builds on these transhistorical reverberations through a metafictional commentary that draws the readerrsquo;s attention to the challenge of writing feminist diasporic Chinese narratives. In other words, Yan creates a narrator who wants to write an empowering version of a Chinese prostitutersquo;s life, and yet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novel the narrator finds that her creation eludes her telling. Fusang refuses to be controlled, slipping beyond the narratorrsquo;s creative and interpretive grasp. Rather than crafting a character who can explicate the gap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anrsquo;s cultural, national, and personal lexicon, the author Yan has created a narrator who cannot explicate her creation and a character who refuses to yield her story linguistically, materially, and representationally to the narratorrsquo;s pen. In this postmodern gesture the novel rewrites itself: no longer merely a feminist recuperation of an exploited womanrsquo;s story, the text becomes an interrogation into the processes of writing and self-representation that construct the parameters of the contemporary feminist diasporic subject and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which she finds herself. By contesting the rationality of linearity and the normative aspects of representation, the novel reveals the need for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connections for women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but not at the expense of innovation, creativity, and female agency.

New pathways for interrog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have opened thanks to the critical strategies scholars now employ in the burgeoning field of diaspora studies.Because the processes and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re changing the way scholars and activists conceive of peoples, locations, and cultural artifacts, we can no longer take China as the fixed core against which “Chineseness” is solely determined. And yet we cannot rely on dated definitions of diaspora that only emphasize “loss of homeland, uprootedness, expulsion, oppression, moral degradation, a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homeland and a strong desire to return to it one day” (Ma and Cartier 2003, 8). Instead new conceptions of diaspora point to the shifting connections among languages, cultural views, subjectivities, and economic powers. My aim in situating 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in the space of diaspora studies is to keep visible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that enable us to see the transnational and transhistorical practices that mark subjectivities as “Chinese women” in their constitutive differences and overlapping similarities.6 A feminist diaspora studies allows for the interrogation of gendered systems of domination and alternative responses of female empowerment without eluding the complex array of transnational, national, and racial forces attempting to silence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contemporary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essay “When You Are Related to the lsquo;Otherrsquo;: (Re)locating the Chinese Homeland in Asian American Politics through Cultural Tourism,” Andrea Louie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Chinese in the diaspora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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