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遗产保护作用和目的的变化外文翻译资料

英国遗产保护作用和目的的变化

Ian Strange amp; David Whitney^[1]

摘要:本文关注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和目的的变化，呼吁城市复兴和城市更新，关注城市环境的活力。

关键词：城市规划； 土地利用； 研究；城市；

导言

本文主要探讨当代遗产保护的理念和目的。在日益增长的城市复兴呼声和城市更新的需要的推动下，本文重点在于探索保护部分城市作为历史的行为程度以及对这些城市空间的各种用途，主要认为遗产保护的作用和功能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确实，保护的观念像一些巧妙变化的东西一样，能够被决策者、实践者和专业城市思考者们在不断变化的城市需求的清晰表达中建立。在一个城市环境的未来生命力和活力备受争议的时期，以遗产为基础的保护如何建设更新的城市文化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工作部门（Urban Task Force, 1999）认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潜在地限制了未来发展，同时民间强烈呼吁通过创新的方式在城市更新中对建筑遗产进行再利用和改造（Gwilliam,1998）。回顾英国之前的保护实践，Townshend amp; Pendlebury (1999)认为，如果想在保持在规划体系和城市政策中的特殊且广泛的地位，保护需要重新思考它的目的和作用。这些及其他的评论员强调了保护区的登录和划定不够严格，正式和非正式的公众参与和管理模式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观点单一的“冻结框架”领域的趋势，不分地区类型以及其蕴含的历史意义而采取无差别保护措施。同样，对于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日益引起人们关注（English Heritage, 1997, 2000; DCMS,2001），以城市遗产为基础的保护能否创造具有社会包容性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历史城市环境成为突出问题。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2001)和英格兰遗产(2000)充分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地经营未来，以及提高我们关于环境如何营造更具文化、社会化和经济福利的地区的认知，我们需要关注历史环境的“健康”。显然，遗产规划实践的许多方面都是实验性的，并且受到广泛争论和争议（英国遗产，2000），其中提出了许多关于当代保护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的问题。本文的目的是为了率先讨论一些关键主题，并概述了需要探索转变基于遗产的保护再生议程的几个关键地方。这种方法是一些零碎的考虑，我们认为这是出于对在过去几年中英格兰实践轨迹和保护话语考虑，而不是对特定城市或特定保护项目中的保护实践的实证说明。本文围绕四个主题进行讨论，这四个主题被认为是关于保护和城市复兴未来作用的任何辩论的关键：保护主导的再生;保护和可持续性;保护和规划过程;和保护治理。本次讨论阐述并探讨了欧洲委员会于1975年在其“欧洲建筑遗产宪章”中提出的保护历史环境的问题，特别是关注保护的社会和经济方面，以及将规划和管理必须结合起来的需要。

我们继续通过利兹的保护引导再生研究推进分析和主题活动。利兹是英格兰约克郡和亨伯地区的“领先”城市，因其成功的城市发展历程而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盛誉（Haughton＆Williams，1996）。这样的发展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它重新思考如何利用其建筑遗产进行重建。维多利亚区(Victoria Quarter)的创建和市中心玉米交易所(Corn Exchange)的重新开发等例子，表明利兹在一定 程度上利用了遗产基础再生计划来促进其复兴。本文所引用的实证材料是基于与城市规划从业者、遗产专家和地区利益的讨论。特别地，本文引用了2001年对利兹的保护官员、利兹再生单位的官员、利兹公民信托的成员、英格兰遗产地区官员以及积极参与保护相关再生的社区领导人的采访。就本研究的地理覆盖范围而言，其重点是利兹和更广泛的约克郡地区。然而，这里提出的保护运动分析基于更广泛经验材料用于说明论点和讨论要点。总的来说，本文得出了一些关于保护实践路径的结论，并确定了未来研究的计划。

保护的重新定位

在过去的30年里，保护活动已经越来越多地从被定性为保护行为转变成被更广泛视为城市更新和经济发展载体的一部分（Delafons，1997）。遗产的商业化和以再生为主导的保护活动的兴起具有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保护开始作为合法规划目标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随着旨在缓解发展限制的新自由主义计划议程的出现，保护的经济功能变得更加重要。总体规划政策指导明确了这一重点变化。 从8/87号通知（DoE，1987）到PPG 15（DoE，1994），鼓励保护发展其再生潜力，特别是通过更经济地使用历史建筑。事实上，历史建筑（通常是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建筑）一直处于以遗产为基础的再生计划的最前沿。 此外，由于地方当局已将“文化”转变为城市更新的工具，历史环境已成为再生过程中使用的关键资源。这在市中心再生的情况下尤其明显，其中大量的重建计划一直专注于表面上的保护再生项目。因此，在当代保护思想和实践中，思考历史资产如何被用于经济用途的方式显而易见。然而，缺乏的是战略思想和政策整合，而实践则是投机的和现实的。一般而言，保护实践的特点是地方当局与其他利益之间的非正式工作关系，而不是通过遗产的明确规划作为具有重要战略性的再生资产。即使在像格兰杰镇，纽卡斯尔这样的地方，这种紧张局势也很明显，这通常被视为综合复兴和保护发展的典型（Healey等，2002; Pendlebury，2002）。然而，现在学者和从业者的平台广泛地认识到更全面的思维的重要性，将历史资产的再生与住宅和商业发展，旅游和文化活动等部门政策联系起来（Gwilliam，1998; English Heritage，2000; DCMS，2001; Pickard，2001年）。利兹的保护活动并未寻求制定如此明确的政策联系。 在最近的利兹倡议（该市的多部门发展和再生伙伴关系组织）的工作摘要中，没有提到遗产在城市“文艺复兴”中的作用（Leeds Initiative，未注明日期）。保护团队看到了一个绝佳机会，通过利兹艺术与设计中心将建筑遗产维度注入利兹倡议的艺术和设计伙伴小组的再生工作中。此外，利兹的文化战略目前正在准备中，保护团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建筑遗产将作为城市更广泛的文化资产升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程度。然而，尽管利兹倡议具有潜在有益的综合机制，但与遗产发展和基于保护的再生的作用相关的政策整合和部门联系的愿景往好了说是不完整的，往坏了说是不存在的，表述不清晰。

在利兹，一个务实的认识已经确定，市中心拥有宝贵的丰富的建筑资源，既适合重建也适合再生，更重要的是，资助制度和计划的潜在受益者能够使重建实现。一个保护团队成员评论说：

我不再觉得必须宣传保护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但是保护是再生的一部分，我们是主流的一部分hellip;hellip;不是坚定的保护主义给了我们一个席位，允许我们进行更新方案hellip;hellip;

然而，如前所述，保护和再生之间的战略和政策层面之间的联系是存疑的。因此，在以保护为导向的复兴在适应市议会提出的城市中心旧区更新的整体方案上依旧存在紧张。事实上，很明显，虽然保护活动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它提供了进行更新方案的潜力，但它的信息必须“与更广泛的公共信息相呼应”，即更新正在提供就业机会，并正在努力创造社会包容。保护与鼓励建立更具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的社区的政策议程相联系的要求是该部门刚刚开始解决的问题（英国遗产，2000年， 2002年; DCMS，2001年，2002）。虽然保护主导的重建在市中心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振兴城市零售核心的项目中，它也在其他地方得到推广，主要是通过使用保护区伙伴关系（CAPs）。实际上，保护区伙伴关系已经被用作提高利兹保护状况的工具，随着项目，将它们用作突出如何使保护用于更可持续的重建和再发展。当然，保护团队战略性地使用保护区伙伴关系，试图提高保护作为当地重建和经济发展工具的可信度。提高当地意识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计划吸引了对这个城市的投资，还因为他们已经证明了与例如英国遗产，个人开发者或社区团体等组织建立对话的价值。保护团队公开寻求使用英国遗产“洪亮的声音”为以遗产为基础的保护在他们努力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同一时间，保护区伙伴关系已经能够为城市中包含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制定重建活动。这使得利兹的保护在其声称是利兹地区重建活动的关键组成部分的排名中上升得更高。 正如一位保护官员透露：

首先，这种感觉是“让保护得以继续下去，它不会耗费太多钱，而且它们已经脱离了我们的头发”，但是当你交付它意味着下次你敲门并说你可以资助这个联合计划，这受到了更广泛的欢迎。

第一个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保护区伙伴关系是基于城市中心河畔工业区的重建，并用于展示将工业区转变为住宅用途的可能性。正如一位保护官员所说的那样：“我可以弹出并说你有没有想过要对这些腐烂的商业建筑做些什么？，我们现在有了相关工具。”同样，一个住宅计划——小木屋保护区伙伴关系被用作证明保护在帮助社区更新和使当地社区更加稳定方面的作用的工具。该计划的有趣之处在于该项目的有机自然性，以重建为基础的保护活动的压力许多都来自当地居民，他们希望提高其所在地区的住房和建筑物的质量。保护区伙伴关系强调的是保护再生对维护社会凝聚力和内城社区稳定的价值。该计划允许当地人了解他们的地区，并开始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思考他们息息相关的环境，特征和品质。当然，在利兹的保护社区内有这样一个信念的：保护区伙伴关系计划对社会包容和社区凝聚力发展的影响与其建造或投资遗产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然而，遗产经济再生战略（HERS）取代保护区伙伴关系，这表明保护重建计划的经济发展潜力日益增加。正如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所评论的那样：“......现在英国文化遗产变得节约，并且使用了所有正确的流行语，但它与保护区伙伴关系s一样会是什么？”他们专注于邻里企业，主要街道和创造就业机会活动，HERS代表了保护的重新定位——面向更加经济的重建目标（英国遗产，1998）。

保护的可持续性

目前，将历史环境保护与环境问题相结合已成为许多历史城市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重要特征（Strange，1999）。这一趋势开始更广泛地扩展到整个保护和遗产部门，除此之外在那些将历史环境重建作为振兴战略的一部分的地方表现得更为明显。分析这种环境的管理如何与可持续性有关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保护的论述和实践中经常有一种趋势，即认为保护是一种无需进一步辩解的可持续性活动(Townshend amp; Pendlebury, 1999)。可以理解的是，保留现有建筑环境的表现能量和资源并寻求适应新用途和要求的活动从表面上可以很容易地被视为具有可持续性的价值。实际上，只要这项活动旨在通过其使生活和工作场所变得更好，并赋予社区活动、包容性和所有权，就不难看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致的。例如，英国遗产将其在保护区伙伴关系中的工作记录视为对可持续性的投资（英国遗产，1999年）。尽管人们普遍反对保护与可持续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在保护实践和分析保护的可持续性的方法和技术的发展方面，面向创造更加可持续的历史空间运动对此产生的影响比较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保护活动都集中在分析的微观尺度上，而这样的机制难以在此尺度上，应用。然而，在地方政府提供服务方面上，Best Value的出现为更可行的遗产管理实践方法提供了机会。除其他外，Best Value还强调更好的资产管理，包括历史建筑资产。 它提出了可持续实践的替代措施的创造性发明，例如审计风险建筑，维修范围，空置楼面面积的减少以及多余房产的转换。它还要求确定目标和定期监测城市范围的收益，以及更加本地化的项目。事实上，Best Value可以利用很多方法来鼓励地方当局提供更高质量的“历史环境服务”，例如提供建议或向那些与保护相关的重建感兴趣的人传播信息。因此，发展更公开和透明的历史环境管理形式的潜力是存在的。

在保护和遗产群体面临的一个关键为是如何确保历史环境可持续发展？其中一个回答是制定一套可持续性的指标和目标，以便对历史环境进行敏感而有力的监测。鉴于我们对历史环境的健康程度了解有限，并且其健康状况总是在变，英国遗产出发表了“历史环境状况报告”，使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事实上，提高我们对历史环境的认识是任何使这种环境更具可持续性的尝试的第一阶段。目前，存在一系列指标，用于或可用于确定历史环境的健康状况并允许其未来监测（英国遗产，2002年）。这些包括登录的建筑物和计划中的纪念碑的广泛“风险”指标和公园，花园和战场的“风险”指标。同样，对保护区状况的评估（特征评估，上市/非上市建筑数量/经济活动水平，空置/占用水平，规划应用监测）提供了对历史环境健康的潜在思考。存在可用于更广泛地评估历史环境的其他指标，包括以下措施：景观特征; 考古资源; 为历史环境部门提供的资金水平; 以及与文化等其他部门的整合程度。 还有一个数据库，目前信息不足，但可以（在时间和理论上）应用于历史环境。这包括有关历史悠久的乡村状况，历史环境部门人力资源水平以及保护区数据的数据，如空置建筑物数量，重新投入经济使用的建筑物以及保护区评估完成的数量和比率（ 英国遗产，2002年）。

尽管来源如此广泛，但在质量、覆盖范围和应用方面，从这些数据集中产生的信息是不均衡的。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关于历史环境的高度多样化的知识库。鉴于产生更可持续的历史环境的运动对保护规划的影响有限，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 例如，最近才出现了监测历史环境健康的方法和技术的发展，而经济理论，能源消耗，美学和资源利用与保护项目成本之间的冲突尚未经过严格评估或评价。总而言之，所需要的是开发更加透明和可量化的历史环境管理形式，这些形式与评估如何最好地确保历史环境和资产的未来的措施相关联。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有限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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